是消极避世还是曲线济世？南北朝时期的夷夏之辨和佛道之争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到了中国，但是真正发展兴盛起来是在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政治大体比较萎靡，也为佛教和玄学的兴起提供了较为丰富和肥沃的生存土壤。
　　如果缺少魏晋时期的玄学，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接受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对于佛教来说，慎终追远与六道轮回，正名分定尊卑与众生平等，仁义礼智信与戒定慧，这些理论和思想，和我们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相比，还有很大的接受偏差，在融合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艰难的佛道之争和夷夏之辨。
　　佛道之争和夷夏之辩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夷和夏的地域问题来区分中外的传统风俗和习惯。
　　《论语八佾》中有记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在古人的意识中，华夏民族所处的地域则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东方部落称之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夷狄则更多的用于泛指华夏以外的民族。
　　夷夏之辩由来已久，指的是中华内部华夏民族和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争辩，在南朝的时候，夷夏之辩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即是外来的古印度文化和中华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
　　对古人来说，华夏代表着先进的文明和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而夷狄则更多的代表着野蛮和落后，在以区域统治作为区分的古代，实则是一种地域上的歧视，而佛教要传入到中国，必然需要打破这样根深蒂固的地域洗礼才可以在中国发挥它的作用。
　　佛教在传入到中国之后，便和中国维持正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产生的矛盾，佛教的强势发展引起了儒家对于前途的担忧，也引起了道家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所以，各个思想学派之间也产生了关于主导话语权的争夺。
　　这个时期，维护夷夏之辩也成为了很多的儒学和道家思想反佛的主要武器和筹码。
　　顾欢认为佛教本同源，佛教归于道教，他认为佛教之间有着关于夷夏的差异，古人历来讲究孝道，在和佛教的斗争中，道教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佛教的。在后来不管出现的毁佛的活动中，也都是以正统的夷夏观作为支撑的。
　　然而，这样的思想必然导致了佛教教徒的不满，在以谢镇之、朱广之等人为首的佛教信仰者心里，他们认为虽然说佛教有差异，然而却强调的是人类的同一性，人类没有夷夏之分，教化的最终目的也都是殊途同归的。在他们看来，佛教和道教的差异也只是在行服和名号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思想差异。
　　僧肇对于佛教融合的贡献
　　在这一段历史潮流中，就不得不提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是僧肇，他被誉为中土解空第一人。
　　僧肇，姓张，东晋京兆（今天的西安）人士，是一个少年得志的天才，《高僧传》中这样记载他：
　　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志好于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
　　少年时期，僧肇家境贫寒，依靠帮助别人抄书来换取收入，在那个时代，文章需要一个字一个人的誊写，僧肇通过抄书将经史读完。
　　他喜欢读老子的道德经，然而，他觉得美则美矣，然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就是说还有提升空间。偶然的一次机会，他读到了《维摩诘经》，非常喜欢，于是在他出家之后，又和鸠摩罗学习相关的佛法。写出了《肇论》这一本书，包括《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四篇论文。其中，《不真空论》则集中反映了僧肇的佛教宇宙观，这也是他主要的理论支撑。
　　同时，他的天资和智慧受到了鸠摩罗什和东晋的名僧慧远的赏识，随后，他的《涅槃无名论》还受到了秦王姚兴的大力称赞，令人誊写，发放给自己的子侄来学习审阅，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迪和思考。
　　可以看得出，僧肇的佛教思想，深受老庄及玄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他的思想中，主要接受的是大乘佛教中的观点，将龙树，马鸣等人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哲学理论相结合，为中国和印度文化也架起了一座桥梁。
　　佛教本土化的双刃影响
　　佛教是否能够在中国发展和传播，最终还是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支持与否。
　　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也是充满了挑战和阻力的，不管是顽固道教分子的抵抗，还是自发性的探索和融合，都进一步加大了佛教对于国内思想的冲击。
　　外来的思想想要在中国扎根生长，必须相融于中国的固有文化，如若不然，则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坐以待毙，比如当初的景教，在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便一蹶不振，陷入到了低迷时期。
　　随着佛教的介入，道家中的隐逸文化也成为了新的号召思想，这也是道教和佛教的融合和交汇，而佛教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道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便不言而喻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人对于佛教的风靡，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多人将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当做是自己追求的自由境界。更可甚的是，连皇帝都加入到了谈论佛道的洪流中，让国家的政治都一度处在了荒芜的状态。
　　南朝的梁皇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认为凭借着神的力量就可以维护国家的统治，削弱民间的防抗消极情绪，让国家稳定。正是这样的思想，既为佛教的本土化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支持，也是南北朝时期玄学和佛教发展起来的最重要原因。
　　在当权者的支持和亲自拥护之下，佛教的思想从庙堂之高传到了民间村落，沉浸在了朝廷到民间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时代潮流中，南北方甚至开展了关于佛教传播的比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断开凿石窟，南方的烟雨楼台中呈现出寺庙林立的场景。
　　然而，这样也削弱了统治集团的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进取思想。
　　主要的弊端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点，佛教徒们不会生产劳动，依靠化缘为主要的生存方式，随着佛教队伍的逐渐壮大，那么势必会削弱国家的生产劳动，造成社会上的供给不平衡的现象。
　　同时，佛教的信男善女们往往会将佛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倾尽全力来兴建佛寺和庙宇，长此以往，必然会占据国家的大量财富，影响国家的收支，造成百姓生活的拮据，有的统治者盲目信佛，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比如梁武帝，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第二，佛教主动放弃了繁衍下一代的义务和责任，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社会人口的减少，降低社会生产。
　　隐逸济世还是消极避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归隐的名士，比如陶弘景，陶渊明，陆修静等人，他们的文学和思想构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一股清流。
　　然而，也有很多的人认为他们远离庙堂，不理政事，是一种消极避世。
　　其实，从古到今，中国是一个形成不了宗教氛围的民族，孔子在创立诸子百家的时候也曾经立下了不语怪力乱神这一方面的理论。在古代，只谈人事，不谈神事，成为了一种约定俗称，也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基本的风格和调性。
　　道士和隐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也许会认为道士就是和和尚分庭抗礼的出家人，实则不然，很多的道士是可以结婚和出仕做官的。
　　葛洪是道家神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自成体系，超越了老庄哲学的范畴。
　　在他年少的时候，学过儒学的经典，做过经典，也为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研究道家是他毕生的爱好，虽然他被封了侯，位极人臣，然而他却屡次拒绝了朝廷的任命，兢兢业业的研究着自己的学科知识。
　　在这位隐士的百科全书《抱朴子》中，忧国忧民的思想溢于言表，除了大量的思想和理论支持之外，他也在用着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政治生活的缺憾，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
　　不仅是葛洪，还包括陶弘景的通达高雅，陶渊明的宁静恬淡，陆修静的隐逸深远，都是那个时期的一股清流，也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坚守。
　　参考文献：《梁书》、《周书》、《魏书》、《北齐书》、《中国佛教史》、《高僧传》、《论语八佾》、《不真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