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誊小抄！科举制度下的舞弊与反舞弊现象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遴选官吏的最主要方式。对于绝大部分读书人来说，要想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参加科举走仕途是唯一的路子。科举制度的竞争激烈可想而知，舞弊也不可避免的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全过程，历朝历代时有发生。
　　古人的舞弊方式
　　舞弊从古到今，都不外乎一些基本的手段，比如藏掖考试资料进场，请有学识的人为自己替考等，然而，在科举制度刚刚起步的唐朝，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唐：托请，公荐，怀挟小抄
　　唐朝的科举制度中，允许怀挟，举子们可以带着资料进入考场，如同现在的开卷考试。正是因为这样宽松的环境和氛围，舞弊几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大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的高手，然而他的方式不是抄袭，而是替别人答卷写文章，做替考的枪手远近闻名。
　　公元前858年的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进一步作弊，竟然将他的桌子另行摆出，在考试中，主考官全程都把他当做重点监督对象。
　　直到他写完了一千多字的文章提前交卷退场之后，考官们才松了一口气。然而万万没想到，在这一次考试中，在考官们的监视之下，他竟然已经替8位考生完成了试卷，最后也没有被严惩，但极富传奇性的故事却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唐朝时期，很多的王公贵族在接受了别人的托请之后，常常也找主管考试的礼部关照自己推荐的人，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就少不了请人办事，送礼送好处了。
　　在穆宗长庆年间，宰相段文昌即将出镇西川，因为接受了原刑部侍郎之子杨浑的珍藏书画，所以不得不找到掌管科举考试的礼部尚书钱徽，请他多多关照；同时，也有权贵找到了钱徽，让他关照自己举荐的名叫周汉宾的举子。
　　然而，到了出榜之日，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都是榜上无名，于是，段文昌马上向皇帝告状，状告钱徽接受了他人的托请，取士不公，最后，钱徽被贬黜，从此之后，托请和公荐也就成为了很多官员徇私舞弊的主要途径。
　　宋：假手和挟书
　　到了宋朝，托请和公荐变成了非法的行径，怀挟也被禁止，然而，考场中的举子们却想出了别的办法。
　　在宋太宗时期，根据《宋会要缉稿选举》中的记载：或假手以干名，或挟书而就试，渐成浇薄，宜用澄清。
　　其中的假手指的就是替考的人，而口传答案或者是写小抄递给别人也成为了主要的舞弊方式。并且愈演愈烈，到了宋真宗景德年间，作弊之风达到了一个高度，皇帝不得不下令，暂停贡举，整顿考场的秩序。而南宋时期，竟然有人专门卖适宜作弊的小册子，高价竞售，专为怀挟之具，则书不必读日期矣。（《宋会要缉稿选举》）
　　古代的小抄
　　明清：冒籍
　　到了明朝，作弊之风仍然没有得到制止，舞弊的方式反而更加多样，有的主考官竟然亲自当起了枪手，更有甚者，有的主考官为了博得上司的欢心，竟然和官员联起手来作弊。
　　不仅如此，明代还有冒籍作弊的案例，因为明代按照解额的地区来划分参加考试的名额，很多的举子为了去名额较多的地区应考，竟然通过关系来改冒户籍，和今天买户口到分数线较低的地区应考是一个道理。虽然当时的朝廷也在三令五申的禁止，但是收效甚微。
　　见招拆招的反舞弊举措
　　既然古代舞弊之风如此盛行，那么作为统治者，怎样杜绝和改良这样的状况呢？
　　唐：举子结保
　　在唐朝，朝廷非常注重行政官员的选拔，开始实行举子之间相互结保的方式，如果有一人作弊，那么这一组结保人三年都不能赴考。
　　在《通典卷一五》中记载：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幽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灼。可见对于举子进场的流程越来越规范。
　　唐朝的统治者认为，科举制度并非只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公正，这样的形式背后，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选择合适的人才。
　　为了避免考试中对于人才的遗漏，唐朝还有公荐和行卷的做法，举子可以在考试之前，将自己写好的诗文选择优秀的加以编辑，投递给当时的文坛巨子和名贵公卿，以便得到他们的赏识，在同僚之间制造一定的影响力向考官公荐。
　　两宋：隔间就坐，校验笔迹
　　两宋时期，为了杜绝舞弊，朝廷出台了严密的政策，要求各科的举人们隔间就坐，监考和监察的分工需要明确规范，还有着私相授受，犯者用不得赴考的规定；
　　同时，还需要认真检验考卷上的笔迹，并且实施考场门口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见《霞外捃屑》卷五《应试文》）。
　　明太祖朱元璋对此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举子都是读过圣贤书的学识之人，怎么能够用对付盗贼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呢？然而，当时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
　　明清时期：规范律法，规范参考举子服装和干粮
　　在明清时期，统治者对于舞弊之人的惩罚加重，对考试中的每一项作弊行为都有严格的律法规定，然而，在组织舞弊的过程中仍然是难题不断。
　　到了康熙年间，只好规定考试的举子入考场时只能穿戴拆缝的衣服和单层的鞋袜，只能用小篮子提着自己带进去的食物和笔墨，可见，朝廷对于作弊的预防措施，能想的都想到了。
　　在乾隆十一年，才思敏捷的乾隆突发奇想，命令官员对次年举行的顺天乡试进行搜检，使用了大批的军役，凡是搜到一个夹带之人，就可以得钱三两，结果，在重赏之下军役们极其认真，搜到了结果是，头场夹带者21人，二场夹带者20人。
　　这个事件让乾隆皇帝大为愤怒，于是他一连下了七道谕旨，斥责作弊之人，从此以后，礼部在皇帝的震慑之下，变得更为小心和谨慎，落实更改了相关规定和细节，就连考生们的衣服和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定，连他们带进考场的干粮都要掰开了检查。
　　从上面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吏制的腐败往往和作弊脱不开关系，一些官员，自己经历过科举考试，深知考场中的人情世故，金钱利益，只要一入此途，定然和方方面面的一些人脱不开关系。
　　而操作者一旦深陷制度的囹圄之中，有了利益的干预，纵使政策的初衷是美好的，但是实施起来也难免南橘北枳。
　　参考文献：
　　1，《霞外捃屑》卷五《应试文》
　　2，《通典卷一五》
　　3，《宋会要缉稿选举》
　　4，《通典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