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的德国博士毕业，心中充满了对家国亲人的思念，我必须回国

　　在拿到哲学博士学位时，我在德国已生活了整整六年，这是我在六年前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在这六年里，我充满了焦虑、痛苦、耻辱和不幸，但我也付出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奋斗，最后获得了幸福和快乐。六年时光漫长，漫长得让人无法期待。
　　刚踏上德意志土地的那一天，我就开始想念我的祖国和家乡。虽然我在以前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有许多不如意的经历，但我在德国想到的更多的是那里的春风得意，那里的亲情和友情。特别是当在德国遇到重重困难时，我更是萌发了回国的念头。现在我已毕业了，在德研究哲学的使命结束了，自然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
　　德国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经济发达，文化丰富。但我始终认为，它是德国人的祖国，而不是我这个中国人的祖国。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漂泊者。我很喜爱它的美，但我从不觉得它是我的。
　　作为异乡人，我有无限的孤独和寂寞，但我只有把自己的心灵寄托在思乡上面。我时时都会想起家乡的老母亲，她已经过了八十岁了，还有我在田野里辛勤劳作的哥哥和姐姐；我还想念珞珈山的山山水水，那里的友好和善良的人们；我还想念在北京的朋友和故人。只要我发现和中国有关的一切东西，不管是图象还是声音，都能触动我的神经，使我的思乡的渴望稍稍得到缓解。我常想，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什么时候能回到你的怀抱？
　　白昼的思念变成黑夜的梦想。祖国和家乡的山水，母亲和家人的面容，都会在那寂静之夜潜入我的梦想。我曾多少次梦见过我故乡的大河，河水中的鱼在轻轻地游着。珞珈山的高楼飞檐变形重叠，幻化成云雾中的殿堂，使我可望不可及。母亲变得更加苍老了，她在呼唤我的乳名。哥哥姐姐们住在破旧的屋子里，大风摇撼着屋顶和柱子。
　　还有许多似曾相识的面孔，他们或许是武汉的同事，或许是北京的同学。我生活在这夜的梦乡里，仿佛就生活在白昼的现实中。我会大哭、大笑、大声说话。当在梦中突然听到一种强烈的声音和看到一束刺眼的光线时，人就会醒了。这时我会充满无限的惆怅，而难以再次入眠。我多想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我要回到我的故乡，与我的亲朋好友重逢。
　　在一九九七年初，我就开始作毕业后回国的打算了。我也把这想法告诉了博德尔教授，他说他非常支持我回国，相信我会为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但他强调，在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我也必须解决经济问题。其实我可以先在德国的一些机构里工作一段时间，积蓄一点钱，然后再回国到大学里任教。
　　大学生神甫知道我的情况之后，也把我介绍给他所认识的一些宗教机构和一些咨询机构的负责人，看我是否能在那里我谋一份收入颇丰的职业。我感到这些职业在生活上和经济上能给我很大的帮助，但它们并不符合我的愿望。其一，我要生活在德国或者德国在中国的派出机构；其二，我必须上班，每天工作八小时；其三，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哲学研究。于是我断然决定，一定要回中国，而且要从事哲学研究。
　　我回国主意已定，但回到什么地方却还是一个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我不准备重返武汉大学哲学系。我过去在那里的经历告诉我，它不适宜于我的发展。其一，我认为武汉地区的学术界是一个封闭圈，其土皇帝和地头蛇垄断一切。他们拒绝和排斥一切具有独立自由思想的新生力量。
　　其二，我非常害怕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原负责人仍然在位。如果我回去的话，那么他们定会找出种种理由来扼杀我的才能和发展机会。因此我是万万不能回到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我把这些想法写信告诉给了刘纲纪教授，他回信说，虽然他非常希望我能回武汉大学工作，但也尊重我的选择。
　　我不回武汉大学，是为了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去工作。在我的心目中，北京天空海阔，大有英雄用武之地。我在来德之前，曾与李泽厚教授在北京长谈数次，他建议我学完后一定要回国，同时一定要回北京，走自己的一条道路。他答应帮我的忙，为我回北京创造条件。于是我给在美国任教的李泽厚教授写信，告诉他我回国的时间安排，请他能为我与哲学所之间作出沟通。他马上就回信了，说哲学所欢迎我前去工作，要我自己与他们联系。
　　我很快将自己申请工作的材料，包括生平简历、著作论文目录、博士论文提要等等一起寄给哲学所。他们经过认真审批之后，决定收受我为他们一九九八年度引进的研究人员。哲学所将这一消息告诉我，使我感到非常兴奋。（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在作出接纳我的决定之后，哲学所开始办理我的人事手续。他们要派人到武汉大学去，对我进行政治审查，同时还要把我的户口和档案转到北京。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