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黄炎培到烈士陵园祭拜儿子，为何看到墓碑，却勃然大

　　熟知中华历史的人无不自以为洞察这样一个道理：中华民族自秦朝建立以来，不可避免地跌入历史兴亡论的怪圈，即使动用千种手段，万般心思亦很难将这头猛兽消灭。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惑，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确读过书，另一面说明我们的的确确没有读好书，如今是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时代，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大国最终是无法完成其伟大的历史蜕变，西方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大发军火财。
　　而在世界风云激变的过程中，唯独我国还停留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
　　技术推动制度改革，制度反过来哺育技术，两者相辅相成促进整个国家繁荣富强。一弱一强必然导致双方会发生矛盾，一些亲西方民主者们以为西方的民主就是比中国优良，这个结论实则是忽视了我国发展的国情和外国民主的真实含义。黄炎培与主席的对话
　　一切还需要从多年前的延安说起，主席坐在陕西的窑洞中，口中夹着一支燃烧了半支的卷烟，眼神透过窗子凝望着黄土世界的风光，他的面前是几叠铺满文字的纸张。
　　他的面前坐着一位身着中山装的老先生，老先生问他：我党何以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亡怪圈？
　　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所受的种种苦难督促着中国人迅速提醒，个人以及各个团队都试着开出药方，挽救几乎濒临崩溃的国家。
　　严复开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人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晚晴的贵族们开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为我国仅仅是技术的落后，延续千年的制度并没有什么问题，维新派们直接搬过来君主立宪派的方法，以为凭借洋先生诊脉的功夫，可以挽大厦之将倾。
　　都在救国，却又最终落败。中山先生奔走相告，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紧接着又是平均地权，实行民主。
　　随着思想的传播，我们迎来了辛亥革命。民众们巴巴期望着一个新的中国冉冉升起，却不想换汤不换药，官员仍旧是原来的官员，不过是换了一个所谓的称呼，这就是革命。
　　政治没我们一般民众想象得那般天真，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超乎我们的想象力的极限。
　　袁世凯脑子装着的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而起义，而后创建四百年大汉的泱泱功绩，他也是起身微末，凭借个人努力登上万人之上的宝座，于他而言民主是一种手段，一种登上九五之尊的手段。主席的药方
　　佛家讲究因果不虚，用我今天的话说就是什么样的条件就会诞生什么样的结果。袁世凯骗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他是手段同曹丕、司马炎没有本质的区别，逼迫末代皇帝退位，而后搞一出所所谓封禅的闹剧。
　　袁世凯固然乱世枭雄不可否认，但是此举实在是逆潮流而行。逆潮流就是种下了失败的因，失败的因既然种下，剩下的就是腐朽，进而倒塌，这是一个历史兴亡的活生生的例子。
　　黄炎培先生之问实在是大哉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为民族千年以来的痼疾开药方？主席放下手中的烟蒂，掐灭，用一口湖南式的话语答道：民主！。
　　两个字的回答实在是高明，然而后人只从民主中看到一小部分，黄炎培先生听到的民主却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民主。照搬西方的模式的吗？
　　或者照搬苏联的模式吗？不同是土壤适合种植不同的植物，同样是不同的历史进程会催发出不同的民主制度。
　　日本适合君主立宪的民主，美国适合两党制的民主，若是单纯从厚此薄彼的角度去非议我国的制度，这是一种滑稽荒谬的结论。
　　民主不仅仅是数人头，人性中总有黑暗的一方面，个人组成人民之后难道黑暗就会自动消失？这是哪门子的理论呢？
　　西方却单纯以此去界定民主，这就导致了他们的制度迟早会沦为某些别有用心的者的工具。真正的民主在东方，在苏醒的雄狮身上，只有我们代表的是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既然代表最广大百姓的最根本的利益，不是民主是什么？
　　黄炎培与毛主席谈论的，正是这两个改变我国历史进程的两个字。
　　如此人物，都是为国尽心的豪杰，武死战，文死谏，也是一种民主的外化形式，不以制度否定形式，也不以形式去否定制度，这才能真切的看清一种事物。虎父无犬子
　　黄炎培老先生的儿子黄竞武也是英雄人物，乃父接到国家的邀请去参加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奈何国民党人士派间谍机构严密审查阻隔老先生的计划。
　　黄竞武上演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剧，他先是安排父母参加一场宴会，然后安排化妆师将自己装扮成父亲的模样，同母亲在卧室里说话聊天。
　　特务们闯进房中见到老先生的背影，放心退出屋外，孰不知老先生早就乔装奔赴北京，消息最终传到特务们的耳朵，他们怒不可遏，直接安排人将其逮捕入狱。
　　去世前，他还将蒋介石秘密转移四大银行钱财的事情，披露给报社，揭露其黑暗行径。
　　为了挖出他心中暗藏的秘密，特务们使出浑身解数，结果却一无所获，大局上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们接到上级命令直接处决了这位少年英才。
　　悲哉其人，哀哉其人，本可共享太平，却倒下黎明的前夕。
　　后来他被追封为烈士，安排在家乡的烈士陵园。黄炎培思子心切，到陵园中探望儿子，却不想看到儿子的墓碑高出其他烈士一倍多，怒不可遏，质问道：为什么我的儿子这么特殊？必须换掉！
　　工作人员回答：碑文是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和上海民建主委盛丕华亲自题的。没法换。老先生说：那边不用考虑，我去说，必须和其他人一样！。
　　前辈风骨如此，实在令许多今人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