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去世我用拍电影对抗这个世界

　　据拉脱维亚门户网站Delfi新闻网12月11日报道，韩国导演金基德因新冠肺炎并发症在当地医院去世，终年60岁。
　　作为韩国著名导演和编剧，金基德的作品曾多次入围威尼斯、戛纳等国际电影节并获奖。2012年，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我用拍电影对抗这个世界，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让那些同样感到无力的内心得到抚慰，面对和接受自己。
　　韩国导演金基德
　　我不在乎被接受与否
　　专访韩国导演金基德
　　三联生活周刊：《阿里郎》里最根本的痛苦何在？你20岁之前也做过一把手枪，并且因此在警察局里被审问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两次做手枪之间有联系么？
　　金基德：20岁的时候我被同街区的小流氓骚扰，当时在工厂工作，我就自己做了一把枪，想要一了百了，那算是我年轻时开始与世界对抗的起点吧。事实上，我一直都在工厂工作，至今劳动者的意识很强，我喜欢亲自动手做自己想要的东西，也相信劳动使我懂得的那些道理，比如电流晶体管和电容器里的对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相生相抗的。但当你承受的压力过大，无法从体内排出同等的能量时，就会使人的机能丧失，丧失机能是非常可怜的，这使我感到无尽的痛苦。
　　《阿里郎》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与整个世界对抗的目标是要这个世界接受你，还是改变这个世界？
　　金基德：生存，既是对抗，也是对轻视自己不堪重负的无力内心的一种表达。遭人们轻蔑的某个残疾男子不愿意自己面对死亡而跳上挤满乘客的地铁点燃了手里的炸药瓶，可恨，可悲。但什么制造了如此可怕的人？（大邱地铁事件：2003年韩国东部城市大邱发生人为纵火事件，至少造成196人死亡）谁也不会去探究这事件背后种种有悖常理的社会原因，谁都不愿意站到世界背后，但我是孤独的人，从小到大唯一的朋友就是《收件人不明》里的那个美国混血儿，所以我不在乎被接受与否。我用拍电影对抗这个世界，就不会想要拿着炸弹去乘地铁，而且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让那些同样感到无力的内心得到抚慰，面对和接受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春夏秋冬又一春》是最受海外观众欢迎的韩国电影，更不用说《撒玛利亚女孩》《空房间》等在西方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作品，看上去你的电影有浓郁的东方气质，你觉得东西方语境下故事的讲述方式究竟有怎样的不同？
　　金基德：我是韩国人，东方人，我的电影里会不知不觉地有东方色彩，比如沉默，我的电影常常台词不多，很多人说是因此或许形成了一种隐忍，这迎合了西方关于东方的想象，但也可能就是我自己说不明白而已。而我想这种异质性，成为很多西方观众喜欢金基德电影的原因，但我想这也不自然地形成了这样状态，正如我平时也会看一些电影，极少情况下我去看一部好莱坞电影，日本电影却有很多我发自内心地喜欢，最近我还迷上了叙利亚电影，我觉得它们更接近问题的根本。
　　《春夏秋冬又一春》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始终在说探究人的本质，无论是《阿里郎》中你对自我的大动干戈，还是《春夏秋冬又一春》结尾里小和尚又长大到可以上山玩耍，迫不及待地往小鱼、小蛇和青蛙的嘴里塞石块。看上去你对人的本质毫无怜惜甚至不抱希冀。
　　金基德：但人不是丑陋的，也不是坏的，人本身就是那样的，只不过更多的人们不希望再看到这些。很多导演在做电影时会把这些人们不喜欢的东西去掉，但偏偏我对这样的真实很感兴趣，所以我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也常玩这样的把戏，抓来青蛙，在背上涂上色彩放在书桌上，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作品。如果非要定义这种行为是恶的，是向弱者施暴，那我只能说作为动物的我们天性就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而呈现受虐的女性是作为男性动物性的一部分存在么？坦率地说，作为女性，即便我尝试放下心防，仍旧会和父权话语、秩序紧密相连的表达感到不适，比如《弓》的结尾老人占有女孩贞操，或者总被人谈起的《漂流欲室》里放入子宫的鱼钩。
　　金基德：我曾经说过，我对父权话语、男性主义这类词的确切含义都没有搞清楚，我的家里，母亲是一家之主，至今也一样。对那些一直安逸生活的女孩子们，可能我的电影是过火的，正像她们总是喜欢有道德约束、最安全而基本的体系，最普遍的体位。
　　《漂流欲室》剧照
　　但事实上，我对性本身的兴趣远不如我对爱的兴趣强烈，至少在自己的电影里是这样。如果说我喜欢在自己影片的情爱部分进行冒险，那目标肯定不是性本身，我想探究爱的本质，但归根结底还是在努力弄清楚人是怎么回事。爱，这种不可思议的情感，对我而言或许是动物本能的一种回归，它的美妙在于它可以是消灭类似理性、道德性、社会地位和阶级之后才开始的一种纯粹情感。
　　三联生活周刊：艺术家和他的背景与国家意识是紧密相连的，李沧东导演曾解释过光州事件对他人生道路的冲击。他说自己和国家的联结以及电影的表达欲望都从那时开始，你与他同代，光州事件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金基德：我非常同意李沧东导演的说法，光州事件的确是将我们这一代人卷入历史和现实的直接动力，而且对所有韩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怕的事件。当时我在工厂做工，是一家废车场，不到20岁，还很年轻，在工厂里的日子很忙，脑子里往往是没有什么想法的，我是事后才知道整件事的始末，并感到深深的悲伤。我成长在那样的时代，人家问你的理想，每个男孩都大声回答麦克阿瑟，我们坚信麦克阿瑟挽救了我们。光州事件或者是个开始，确信的事情都有些动摇，似乎也有好些问题需要解决，李沧东说的那种和国家的关联感一点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