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方宝剑到免死金牌！皇权制衡手段的再升级

　　导读：在我国的历史和戏曲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套路：当一个奸臣要谋害忠臣的时候，经常都会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手执尚方宝剑，所谓上斩庸碌，下护百姓，让忠良之士得到沉冤昭雪。而尚方宝剑和免死金牌也在中国历史上被赋予了高于王权的神圣权利。
　　在20世纪80年代，河北承德举办的全国挖掘博览会上，河南展出了一把尚方宝剑，上面写着救赐兵部尚书以及先斩后奏这几个醒目的大字，由此也可以证实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尚方宝剑，也许，并不是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杜撰，那么这几个大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尚方宝剑的得名与出处
　　尚方本来只得是古代掌管宫廷饮食的一种器皿，皇帝的御用宝剑都是由此得名。
　　在秦朝，尚方属于少府管辖统治，而少府属于古代的九卿之一，职责主要是管理和制造皇家生活的起居和生活用品，在清代的很多影视剧作品中，都有内务府的称谓，其实也就是由少府这几个字衍生而成的。
　　在秦汉时期，少府所属尚方令及尚方丞，令秩六百石，主要掌管皇上的御用刀剑的器物。
　　在唐人杜佑所著作的《通典》中，称汉代分为中、左、右着三大尚方署。而出土的相关文物中的线索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尚方，所造钟、鼎等器具；
　　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着。也就是说，工管就是尚方属的工匠，所制造的物品都归于尚方，工匠的地位比较低下，每天的工作量远远超出了普通百姓。然而，这些地位低下的工匠们却制造出了难以计数的珍馐物品，在特权高压和统治之下，也为中华文明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尚方宝剑是中国古代政治集权时代的产物，也是皇权至上的象征和标志，在明代刘伯温的《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中也要这样的解释：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这种制度的思想和法律施行主体的工具，也暗示着朝代皇权制度下统治者个人权利的扩大。
　　到了民间，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也进一步对其塑造了艺术性的加工，使其成为了忠臣良将所拥有的伸张正义的法宝，一方面是对于法律公正的渴望，另外一方面也是反映了对于皇权的畏惧心态。
　　免死金牌真的能够发挥免死效用吗？
　　说到尚方宝剑，不得不提免死金牌了，这个词语在很多的影视剧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端倪，在权利的象征和影响力方面比尚方宝剑要弱一些，但是就本身的作用来说，也是不容忽视的。
　　说到这个词语，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水浒传》中的柴大官人。柴进作为书中为数不多的血统尊贵的后周人，在传承了宋太祖陈桥兵变之后送给他们的免死铁券，《水浒传》中有这样的记述：那些捕盗官军，那是连正眼儿也不敢看看的。因此他专门招揽天下好汉，不管你是做下十恶（不赦）大罪，还是’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库府的财物‘，他都敢藏在庄里。
　　虽然施耐庵在此处略微做了夸张，但是不得不承认免死金牌的作用了。在北宋时期，一般的丹书铁券都是皇帝奖赏给在朝廷上有过大功绩的功臣，而柴进作为后周的皇族，拥有着一张免死金牌就拥有了不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尊崇。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于免死金牌的记载也不少，唐朝时期，唐庄宗赐给李继麟、郭崇韬以及李嗣源三人免死铁券，结构三人相互遭到了猜忌和排挤，最终不幸殒命。
　　这三个人均为朝廷立过了赫赫战功，尤其是郭崇韬，在平后梁的过程中功劳居于首位，但是在遭到李存勖等人的猜忌之后，最后惨死，结局可谓是悲壮。
　　皇权和君权的制衡工具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丹书铁券作为皇帝对功臣（特别是武将）的收买，功臣也需要它作为一种功绩的肯定，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稳定皇帝和权臣之间的制衡关系。
　　但是位居高位的皇帝也面临着无人之巅的落寞和敏感，他们心中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个矛盾：既要倚重大臣，同时又不需要对这样权臣进行提防和监督，这两者之间很难做出平衡。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关于对权臣的制衡策略，作为臣子来说，内心也和君王面临着同样的矛盾：既想要建立不世功勋留名千秋，又忌惮功高震主，于是很多的功臣不得不在隐忍和守拙中如履薄冰。
　　而丹书铁券制度的建立可以让这几组矛盾在表面上得到了缓和和平衡，却没有能够撼动历史中君臣矛盾的本源。大臣们因为得到了免死铁券而备受皇帝的信任，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其他朝臣的嫉妒和排斥，正所谓树大招风，能够立于风口浪尖上的臣子危险度也远超过其他人，而一旦大臣建工之后恃宠而骄，那么必然会给日后君臣矛盾埋下隐患。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卫灵公和臣子弥子暇的事件，都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一个问题，无论你有多么被信任，当日后的失信到来之时，之前的信任都有可能会成为你日后责难的口实，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样的信任永远都是短暂的，唯有明哲保身才是正理！
　　综上，在个人权利逐渐扩大膨胀之际，相关的免死法规很有可能都成为一纸空文，臣子的生杀权利永远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尚方宝剑和免死丹书一样，有的时候也只是政治需要的一种道具和高明的制衡手段而已！
　　参考文献：
　　1，杜佑《通典》
　　2，司马迁《史记》
　　3，刘伯温，《赠周宗道六十四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