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爽陷代孕弃养风波，吴亦凡卷入性丑闻，到张哲瀚被贴上亲日

　　从郑爽陷代孕弃养风波，吴亦凡卷入性丑闻，到张哲瀚被贴上‘亲日’标签，中国流量艺人近来频频踩地雷，挑战道德标准及法律底线。
　　从郑爽陷代孕弃养风波，吴亦凡卷入性丑闻，到张哲瀚被贴上‘亲日’标签，中国流量艺人近来频频踩地雷，挑战道德标准及法律底线。受访的圈内人士指出，艺人是公众人物，能给社会和大众起带头作用，更应该以身作则，自律自爱，兼顾艺德和品德
　　在中国被封顶流明星的30岁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上个月卷入性丑闻，一夕跌下了神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前天（16日）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吴亦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最快明年1月一审。
　　面对偶像违法，部分的吴亦凡粉丝仍然盲目力挺，扬言发起护航行动，网络平台一度出现为偶像劫狱探监大队等极端言论，引发中国官媒谴责。官方发声必须强化管理及整顿不良粉丝文化的饭圈（粉丝圈子）乱象，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和广电总局也说，将加强对偶像娱乐产业的管理。另一边厢，吴亦凡事件也引发业界对流量明星模式生态、道德底线的检讨。
　　中国知名编剧汪海林接受《联合早报》电话访问时说，中国演艺行业正在做一个梳理，厘清吴亦凡事件是否单独个例或普遍现象，有媒体提到流量明星的模式可能是不行的，之后或不会再以流量的思维为创作指导，可能是这次事件带来的比较大的反思。
　　件是否单独个例或普遍现象。（受访者提供）
　　他指出，所谓流量是互联网的概念，指的是单位时间里的网络浏览数量，网络企业以这种计算方式指导创作及评估艺人的商业价值，由此产生流量明星的新型机制，包括以流量明星为主演或卖点的影视作品。
　　须检讨流量明星模式
　　以前顶级流量明星吴亦凡为例，汪海林认为他无实力做支撑，德不配位，靠着力捧他的金主与庞大粉丝群稳稳入袋与实力不相符的酬劳。
　　他直言：这样的局限性很大，因为影视内容变得很不重要，表演也变得很不重要，造成内容是悬浮空洞的，导致观众流失。流量明星对行业的影响演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公司平台更加依赖粉丝，而越是依赖市场越是受到伤害。
　　除了检讨流量明星的模式，电台UFM100。3DJ、长景路电影工作室合伙人黄文鸿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官方出巢整顿中国饭圈文化，重新检视网络综艺，严格把关偶像养成类节目，很多饭圈是从选秀节目培养起来的，它不只影响演艺圈，也会慢慢延伸成为社会课题，如网络霸凌。
　　他认为饭圈力量不容小觑，饭圈文化并非艺人和经纪公司能做起来的，背后靠的是后台与金主操作，相信官方会借机整顿。
　　人人娱乐首席执行官廖宝军受访时说，吴亦凡事件带给中国演艺圈的影响深远，除了给艺人与行业敲响警钟，官方加强监督规范，他相信未来一段时间会有许多艺人的私德事件被曝光，而平民的力量在中国网络社会会越来越强大。
　　艺人急撕流量标签？
　　吴亦凡事件强化了流量明星空有颜值，无实力的负面印象，势必会让更多被贴上
　　流量标签的艺人急于想撕掉。
　　不过汪海林解释，流量明星不是形容词，而是客观事实，它是建立在流量的数据基础上。他提及七八年前中国演艺圈小鲜肉初崛起，小生李易峰凭古装剧《古剑奇谭》人气直线飙升，当年与吴亦凡、鹿晗和杨洋齐名四大流量，但他近年凭《隐秘而伟大》《号手就位》等影视作品转型为实力派，渐渐摆脱流量明星的称号。
　　汪海林说：按照粉丝的说法，他出局了，他当然就可以当艺术家了。粉丝是这样评价的，说他因为做不了顶流，所以才演戏。
　　他直言，撕掉标签对于李易峰想必是艰难的选择，因为放弃流量等于放弃巨大的收入和机会，李易峰改靠一种外界不能操纵的力量实力出位。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应该说大多数人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可能摆脱不了流量的身份，因为一旦摆脱可能无法生存。
　　在他看来，现年21岁的易烊千玺是比较成功的范例，现在你不能够简单地称他是‘流量’，他是一个有流量的演员。他付出了很大努力，本身也有这个天赋和素质。2013年以偶像组合TFBoys成员出道的易烊千玺，去年凭电影《少年的你》获提名香港金像奖影帝，他也是入围该奖项历年来最年轻的演员。去年，易烊千玺还荣登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榜首。
　　汪海林指出，早期TFBoys中最受瞩目的是王俊凯，相比之下，当时易烊千玺的流量不及两名成员王俊凯和王源，但多年来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同，流量明星少年得志一定要把握住自己，人生路很长，遇到一些坎坷可能会更好。
　　划清公德与私德界限
　　今年已有三个流量明星从顶流的巅峰坠落。
　　从年初郑爽陷代孕弃养风波，吴亦凡卷入性丑闻，到张哲瀚前几天被翻出于日本靖国神社前留影而被贴上亲日标签，流量艺人近年频频踩地雷，挑战道德标准及法律底线。
　　中国官媒《中国青年报》两年前评论报道，明星并非理所当然有义务成为道德榜样，公众在审视批判明星的道德标准之前，应当划清公德与私德的界限。所谓公德，是在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私德则是个人对自身品性的追求。对于明星来说，像以特殊身份接拍虚假广告属于违反公德范畴，而夜夜笙歌，私生活淫乱虽为不良形象，但属于私德范畴的问题。
　　在法律面前，公众人物与普通人平等，在道德层面也应该尽量平等对待，但汪海林说，在商业化的背景下，商业价值与明星的道德水平密切相关，市场对明星的苛求有一定合理性。
　　他指出，像以往明星犯错，商家平台为了追求话题性争相邀约，现在一些严厉的措施正是针对这种是非不分的现象。不过汪海林也提到：在劣迹明星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希望公众对一般道德问题，尤其是自己也很难避免的道德瑕疵，能够有一定的容忍度，不要形成过度紧张的空气。
　　廖宝军同样认为艺人是公众人物，会给社会和大众起到带头作用，更应该以身作则，自律自爱，珍惜观众和网友给予的支持与关注。
　　由于公众人物身上的光环是社会大众的关注所给予的，黄文鸿说，艺人因此得到的利益与一般人不同，同时承载着许多人的期待。比如说你唱一首歌或拍一部剧，凭什么有几百万的酬劳？都是因为这个光环。所以大家自然会对你有要求。
　　针对本地艺人的道德准绳问题，记者提及艺人踩线，如包勋评去年二度酒驾难逃牢狱之灾，他事后遭新传媒解约，上个月判刑难逃牢狱之灾。
　　黄文鸿说，中国演艺圈蓬勃之余容易出现乱象，本地演艺市场规模不大，一般娱乐事件的震撼性相对较低。
　　不过，他直言若本地艺人踩到公德的底线，违法甚至涉及像性侵等严重罪名，本地观众和网民还是会以看待吴亦凡事件的相同道德标准谴责批判，这点跟中国观众网民是一样的。
　　上个月，央视网在微博点评吴亦凡事件时写下做艺先做人，做人德为先，艺人须肩负社会责任，喊话把做明星的门槛提上来。
　　实际上能如何提高门槛？黄文鸿举例在韩国和日本有传播学院将网红当成一个课程，编排课程时加入心理健康的引导内容。他说，演艺学校有必要加入心理健康、正确价值观的导向内容，在授课时不要只强调技巧，同时也重视价值观。
　　他提及有朋友在本地大学学商，一次校方邀请学姐给他们上课，分享的却是毕业后能赚多少钱，让他有些纳闷，不是分享如何应付挑战吗？我觉得差别在这里，同样是办课程，但题目和导向不一样，呈现的价值观也不一样。
　　汪海林认为，若是歌手一定要有声乐基础训练，当演员要经过系统学习，提高专业水平，明星选拔机制要注重专业水平，而不是注重人设。
　　有网民提议艺人往后必须完成一些课程，取得一定证书，才算是通过当艺人的基本门槛，对此他说：培训证书不是必备的，有些艺术技能可靠师徒相授。英雄不问出处，业余选手也可能有高水平，这方面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
　　廖宝军指出，艺人平时应该注重业务技能的提高，知识面的扩展，同时修身养性，带动和传递良好的价值观。他直言应该把明星的德行和品德放在考核的标准与准则里，例如耍大牌，经常迟到，不尊重合作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明星，就要严厉惩罚。
　　艺人落马影视作品也遭殃
　　流量明星逾越法律和道德红线遭封杀，导致影视作品推出遥遥无期，出品及制作公司成为最大苦主。
　　耗资近5亿人民币（约1亿500万新元）制作的《青簪行》由吴亦凡和杨紫主演，据悉原定本月首播，不过吴亦凡爆出丑闻后恐无法播出；张哲瀚主演的夯剧《山河令》及昔日作品或将全面下架，他的待播剧《梦回朝歌》《复古神探》《一见不倾心》《时光之城》同样被殃及。
　　对于影视作品未来选角会否把关更严格，汪海林说，现在的把关是在流量上把关，没有流量就很难获得角色，制片方对于相关风险普遍缺乏规避方法，往往听天由命。他也指出，《青簪行》的营运显然以流量为主要考量，团队才会将原著的大女主戏，改为以吴亦凡为主，大IP加小鲜肉的模式应该做彻底的反思，回归内容主体。
　　廖宝军认为包括制作公司、投资人和播出平台必须多方慎重考量，尤其将艺德品德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事前调查艺人背景，并且在合约上注明若因艺人劣迹形象影响作品无法上线或播出，必须承担责任和违约金。
　　有鉴于艺人频频踩地雷，在中国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