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丫鬟为梁启超生下4儿2女，一生无名无分，却赢得梁家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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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展欢颜编辑燕子
　　民国时期，大师频出，其中最耀眼的一位，莫过于梁启超。
　　胡适称赞他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连毛主席也评价他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教传奇，更是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而在梁启超子女眼中，父亲的事业成就和家教传奇，其实都得益于有个好妻子。
　　长子梁思成曾回忆说：
　　娘是个毅力坚强的人，尽管她操持着一大家人的吃穿，她还每天督促孩子们的学习，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应归功于这个普通的‘娘’。梁启超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要感谢娘给他创造了一个和睦安定的家庭。
　　但少有人知的是，梁思成口中的娘，并非他的生母，而是梁府丫鬟王桂荃。
　　01hr她自幼孤苦，因他有了家
　　王桂荃与梁启超结缘，是因为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
　　王桂荃生于四川广元，自小被人贩拐卖至外地，几经转手后，她被卖入李府。
　　直到10岁那年被挑为陪嫁丫鬟，随李府千金李蕙仙嫁入梁家，王桂荃的命运才有了转机。
　　嫁入梁家后，李蕙仙先后为梁启超生下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和次女梁思庄。可她本就体质娇弱，三次生育后，身体愈发孱弱，难以再孕。
　　孱弱的身体，令李蕙仙不由对自己的婚姻生出一丝隐忧。
　　她的隐忧在梁启超28岁那年成了现实。
　　1900年，梁启超写信给李蕙仙，坦白了自己的新恋情：
　　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不能自持。
　　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
　　酒阑人散，终久不能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不知蕙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
　　李蕙仙毕竟是大家闺秀，她没有恼怒，也没有慌乱，而是冷静地给梁启超回复了一封信：
　　当下并没有限定一夫一妻，以你的地位身份，三妻四妾很正常，如果你真喜欢这女子，我告诉公公做主给你娶回来便是。如果你并不真想娶她，就别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保重身体要紧。
　　李蕙仙这封回信写得非常高明，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一直大力倡导一夫一妻制，如若纳妾，便是自食其言。信中那句以你的地位身份，三妻四妾很正常。显然是正话反说，有意提醒梁启超正视自己的身份。
　　而她在信的后半段提醒梁启超别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保重身体要紧。又完美地展示了自己贤良淑德的品性。
　　李蕙仙这封软硬兼施的信，令梁启超心底燃烧的爱情火苗渐渐熄了火，主动挥剑斩情丝。
　　李蕙仙明白，有一就有二，自己不会每次都能防住情敌，而且自己的身子确实很难再为梁家添丁，于是，1903年，她主动把18岁的王桂荃送给梁启超作通房丫鬟。
　　王桂荃毕竟与梁启超在外结识的女子截然不同，她性格温厚，不会僭越了身份；而且她出身农家，身体健壮，能够为梁家开枝散叶，弥补李蕙仙的缺憾。
　　李蕙仙的眼光很准，王桂荃第二年就为梁启超生下了次子梁思永，此后又接连生下三儿二女，并且她一直都是李蕙仙身边最贴心的人。
　　梁启超的婚外恋，意外让王桂荃走进他的生活，她因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并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02hr他半生流亡，她步步追随
　　王桂荃跟梁启超时，梁启超正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她没有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反而因他开始颠沛流离。
　　梁启超剪掉辫子，东逃日本时，李蕙仙担心自己的身体会拖累梁启超，便与梁父等带着女儿思顺避居澳门，而让王桂荃随梁启超赴日本避难，照料他的饮食起居。
　　避居日本的14年里，梁启超只能通过卖文维持生计，生活非常拮据。
　　可纵使生活困顿，梁启超仍没有放弃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与友人四处筹款，创办了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以培养在日华人青少年。
　　为了替梁启超分担压力，王桂荃在繁重家务之余，自学了一口流利日语，负责对外联络事宜，为梁启超的事业助力。
　　因为有王桂荃辅佐，梁启超虽是赴日避难，在日期间却得以坚持教育救国，并潜心研习政治、法律、经济等中国亟需之学，为归国积蓄能量。
　　1912年，梁启超结束了十余年的异国流亡生涯。回北京后，他组建进步党，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开始在民国政坛崭露头角。
　　但是，他的流离生活并没有结束。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在1915年8月写下檄文，声讨袁世凯，随即遭到袁世凯迫害，只好从天津逃往上海。
　　袁世凯在梁启超的住所附近安插了许多特务，严密监视梁启超的行踪，梁启超随时面临危险，不便从事讨袁活动。
　　王桂荃再次从家务中抽出身，代梁启超联络全国各地的讨袁人士。
　　王桂荃懂得梁启超心中救国兴邦的抱负，他殚精竭虑救国，她便尽心尽力守家。
　　但是，王桂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当梁启超遭遇挫败时，她也能成为他的坚强后盾，为他撑起一片天。
　　遇见梁启超，自是王桂荃的幸运；但遇见王桂荃，又何尝不是梁启超三生有幸！
　　03hr他英年早逝，她成就儿女
　　梁启超一生共有九个子女，其中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这六位皆是王桂荃所生。
　　1924年、1929年，李蕙仙和梁启超先后病逝，九个孩子大多都未成年，小儿子思礼更是年仅五岁，王桂荃成了孩子们的守护神。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救国，虽然著述丰富，但积蓄并不多。
　　为了维持一大家的生活，王桂荃将梁家旧楼出售，自己也外出打零工贴补家用。
　　抗战爆发后，她又把梁家的新楼租出去，仅留下梁启超曾经的书房存放他的书稿。
　　虽然生活艰难，但王桂荃仍尽最大努力给孩子们提供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
　　她先将女儿梁思宁和儿子梁思达送入南开大学，1941年，她又变卖家产、四处借贷，将儿子梁思礼和女儿梁思懿送出国深造。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桂荃还努力将梁启超的爱国心传承给孩子们，她坚持读报、听广播，及时了解国家大事，再写信与在外求学的孩子们交流时事。
　　最终，孩子们都成为各自领域的翘楚，并且传承了父亲的爱国情操，虽然兴趣不一，专业迥异，但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默默为祖国做贡献。
　　三女梁思懿1941年赴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高校任教。新中国成立之际，她立即离开美国，回国内大学任教，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
　　四子梁思达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外资企业局任职，参与编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
　　五子梁思礼17岁留学美国，25岁获得博士学位。当他从广播中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便义无反顾回国参加建设。他先后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第一艘神舟飞船的研制工作，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目送孩子们一个个成人、成才，王桂荃在1968年走完了八十三年的人生。
　　梁家后人不曾忘却这位为梁家奉献一生的母亲，1995年，梁家后人在梁启超与发妻李蕙仙的合葬墓旁，为王桂荃立了一块卧碑，碑后种下一棵白皮松，并将它命名为母亲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