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四雄中国最牛商业家族传奇

　　刘氏一家人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第6期
　　1hr1939年，陪都重庆，一对年轻人相爱了。
　　男的叫刘大墉（亦作刘大镛，本文采用刘永好官方传记的用法），四川巴县人，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女的叫郑康致，四川新津人，黄埔军校战地救护班学生。
　　刘大墉出生于1914年，祖上曾经阔过，不过在祖父这辈败落。小时候，他在亲戚资助下，到璧山县读书，本来只是给亲戚的孩子做个伴读书童，没想到学业特别优异，毕业时考了全县第一名，进入了璧山公立中学读书。
　　进入中学，刘大墉就没了资助，差点辍学。好在校长惜才，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让他用打扫卫生、帮厨、上下课敲钟等方式来抵学费。
　　初中毕业，刘大墉再次夺魁，被重庆最好的高中录取，但由于家中实在无力供养，被迫退学，重新考入一家免费的工业学校，学习测绘。
　　在这所学校，刘大墉迸发出高涨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正是在运动中，他认识了来自新津县大户人家的郑康致，并很快相恋，结婚。
　　彼时的重庆，政治动荡，谍影重重。刘大墉不幸暴露，面临追捕危险。在组织安排下，他转移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地震测绘大队，成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其党内工作完全转入地下，由时任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单向联系。郑康致也追随到成都，当了小学教师。
　　不久，因邹风平出事，刘大墉与党组织联系中断。几年后，他加入了当时亲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民盟。
　　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墉以民盟干部身份，成为新设立的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后又成为新津县第一任农业局长；郑康致在城郊的平岗小学当老师。
　　到1951年，这对革命夫妇，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分别命名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合起来是言行美好四个字。
　　几个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很近，最大的才6岁。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们实在没有时间管孩子。加上作为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刘大墉的待遇是供给制，每月领到的粮食有限，无法养活全家。夫妻俩只好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他人抚养。
　　3岁的老二刘永行，成为这个不幸的孩子。他被过继给一个卖布的商人。可是没半年，刘永行从梯子上掉下，把腿摔断了。布贩子怕治不好，便把刘永行退回了刘家。可怜的刘永行，从此成为半个瘸子。
　　刘大墉夫妇本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下又要照顾摔伤的刘永行，完全一筹莫展。好在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会主席，愿意抱养2岁的老三刘永美。于是刘永美被过继到陈家，从此改名陈育新。
　　直到1955年供给制全面转为工资制，刘家的生活才好起来。作为县团级干部，刘大墉的月工资是76元，在新津县已经属于最顶级的少数家庭。
　　由于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里从来不缺各种书籍和报纸。例如县团级领导才可以订阅的《参考消息》，孩子们爱看的《青少年报》、《十万个为什么》等。刘大墉情愿把饭钱省下来，也要给孩子们买书，所以几个孩子从小养成了热爱阅读、热爱科学的好习惯。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了。
　　对于四川人来说，这三年是不可触碰的悲惨记忆。当时，四川是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为了保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人民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
　　刘家也未能逃过此劫。他们家除了三个男孩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小妹妹，粮食根本不够吃。刘永好饿得嘴里直冒酸水，而进入了青春期、正需要大量营养的刘永言，更是饿到浑身水肿，奄奄一息。后来不知道郑康致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米糠，才把孩子们的命给吊回来。
　　但可想而知，作为母亲，把舍不得吃的都给了孩子后，自己却依然要忍饥挨饿，日夜操劳。郑康致的身体从此垮下来，最后病得无法工作，只能退职回家。
　　当灾难终于过去，一家人刚喘了口气时，没多久，十年浩劫又来了。
　　运动初期，动乱的破坏力尚未显现时，老四刘永好还兴高采烈地参加大串联，跑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那是刘永好早年生命中最阔绰的一次：哥哥把一件名贵大衣传给了他这件大衣还是刘大墉十多年前土改时，从地主家抄出来的，从他传给老大，老大又传老二，老二传老三，到刘永好手里时，大衣已经年高德劭，缩水得不成样子。
　　为了去北京，郑康致特地挤出贰角伍分钱，从旧货摊上给儿子买了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这是刘永好人生中第一双正式的鞋子，以前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打赤脚，偶尔能穿上鞋，也是破烂的草鞋。
　　不幸的是，刘永好在北京练习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队列时，被后面的同学踩到了脚后跟，随着刺啦一声，刚捂热没多久的解放鞋，光荣牺牲。
　　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是刘永好、也是刘家在那个年代最后的高光记忆。
　　1966年，15岁的刘永好在清华留影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第6期
　　随着运动的深入，刘大墉不久就被打倒，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纸帽子，关进了牛棚，工资先是扣掉一半，后来干脆停发。
　　又不久，郑康致也由于地主家庭出身被揪了出来，背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牌子，进了牛棚。
　　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了困顿。除了老大刘永言在文革前就招工进了工厂以外，其他几个孩子由于家庭出身拖累，失去了参军、升学、招工、招干等一切机会。
　　老二刘永行拖着残腿，在街上摆摊修收音机；老三陈育新在村里种地；老四刘永好作为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段时间，一个苦字，是全家人最深刻的记忆。
　　2hr从1971年起，刘家的命运，开始走上坡路。
　　先是刘大墉被平反。压在全家人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于被放下。更令人欣喜的是，刘大墉几年来停发的工资，一次性补发下来，多达几千块，一家人一下子进入幸福的富裕时光。
　　家里不仅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甚至还有余钱买了苏联进口的卓尔基照相机！
　　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接着，刘永言和刘永好两兄弟，都参加了1973年临时举办的那次高考。刘永言考了新津县第一名，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刘永好考得也不错，但不知为何，他报的第一志愿却因政审不通过被刷下。好在二哥刘永行的女朋友郑燕初在教育局工作，听到消息后，赶紧通风报信。刘大墉找了统战部门帮忙做工作，虽然没能录取刘永好心仪的学校，但是补录了第二志愿。于是，刘永好进入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机器制造专业。
　　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时，剩下的两个兄弟，也都非常争气。
　　常年务农的陈育新，在农活一点没少干、一个工分也没有拉下的情况下，以晚上熬夜看书、第二天一边挑粪一边在脑子里复习的方式，用8个月时间，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在街道小厂做维修工作的刘永行，更是考出了新津县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他信心满满地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可惜，由于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被刷了下来。
　　后来，刘永行等到的通知书，是来自四川彭县的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他本来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是在家人的劝导下，最终还是去了。
　　于是，到1978年，刘家四兄弟，三个上了大学，一个上了中专，在新津县，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
　　这一年底，当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步伐，刘氏兄弟即将开始人生新征途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大墉，却被诊断出了肺癌。
　　1979年，65岁的刘大墉，怀着些许欣慰，又怀着些许不甘，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对四兄弟说：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却没能如愿，但你们大有希望。
　　此时的他和四个儿子都不会想到，希望二字，日后会相伴他们一生。
　　3hr总体上来讲，此时的刘氏兄弟，虽然在政治上、学业上、工作上都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与当时的全国人民一样，在经济上，他们依然是穷困的。
　　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春节，刘永行的家里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当时，他年过而立，还在成都师专念书，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妻子郑燕初当年和他恋爱时，为四弟上学的事情，走漏了教育局的消息，被穿了小鞋，从局机关下调到幼儿园当老师，收入也紧巴巴。
　　快过年了，4岁的儿子刘相宇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爸爸妈妈，我想吃肉。
　　刘永行和郑燕初面面相觑，他们手里只剩下两块钱，全家的生活、刘永行上大学的生活费、刘相宇上幼儿园的学费，都等着从这里面出。
　　但看着儿子可怜巴巴的眼神，刘永行还是心软了。他跑到市场上，用一块多钱买了一只鹅抱回家。
　　由于天色还早，见儿子对鹅爱不释手，刘永行便把鹅绑好，绳子交给儿子，让他牵着玩。等刘永行再出来看时，鹅已经不见踪影。夫妻俩找遍整个县城，都没能找到。
　　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看着儿子满脸的泪水，刘永行满心酸楚，他恨自己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连孩子想吃块肉的心愿，都满足不了。
　　当晚，隔壁邻居过来串门，见到刘永行的沮丧，就说，刘二哥，你修无线电这么厉害，干嘛不摆个摊，帮人修无线电呢？
　　刘永行听了眼前一亮：修无线电是他的老本行，现在重拾本业有何不可？虽然说作为大学生去摆摊，面子上有点抹不开，但话说回来，身为一个男子汉，连孩子都养不好，还奢谈什么面子呢？
　　当晚，他就找来大白纸，写了广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第二天就在幼儿园门口摆起了摊。
　　由于正值腊月，家家户户都希望把家里的电器修好，过个好年，而原来修理电器的摊点，却都回家过年了，刘永行的摊子一摆出来，生意就非常火爆。7天下来，他竟然挣了三百多块钱，等于妻子大半年的工资。
　　这三百多块钱，让刘永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过年全家团聚时，他迫不及待地和几兄弟讲了这件事。大哥刘永言提出，现在改革开放，国家已经提倡发家致富了，我们干嘛不一起创业做点事呢？
　　几兄弟说干就干，开始商量起要做什么。最后决定发挥所长，成立一个电子厂。
　　四兄弟的父亲本身就是工业学校出身，对他们的教育，也很注重培养科学意识和动手能力，所以他们从小就会拆装家里的各种电器。长大后，大哥是成都电机厂工人和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二哥曾经以修半导体为业，四弟是机器制造专家。组装机器，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于是，他们自己找材料、画设计图，组装出一台音响。那是新津县历史上第一台自制音响，几兄弟把它拉到县城的百货商场，接上音乐，很快就引起了众人围观和询价。
　　简单的验证表明，他们办电子厂，技术和市场都没有问题，缺的只是资本和厂房。
　　由于陈育新一直住在乡下，和大队书记关系非常熟，他去找了书记，说想和集体合办一个电子厂，队里出钱、出场地，他们兄弟负责技术、管理、生产、销售，利润由生产队占大头，刘氏兄弟占小头。
　　书记很开明，也很有眼光，看了他们做出来的音响后，马上表示：全力支持。
　　刘氏四兄弟喜出望外，他们开始憧憬未来。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子企业是GE（美国通用），四兄弟下定决心：我们要成为中国的GE！于是就把计划中的厂子，起名为新异。
　　四兄弟兴冲冲地抬着音响，跟着大队书记去公社，请示公社书记的意见。
　　话刚出口，公社书记一拍桌子：你们反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绝对不允许！
　　四兄弟的第一次创业，就这么胎死腹中。
　　4hr时间匆匆过了两年。
　　到1982年，刘永行和陈育新都已经大学毕业，一个进了县教育局，一个进了县农业局，都成了国家干部。加上在成都电机厂当技术员的刘永言，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刘永好，刘氏四兄弟都拥有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但创业的念头，在四兄弟的脑海里，依然挥之不去。
　　这年8月，他们聚在陈育新家里开会，商量未来之路。
　　此时，中华大地早已从沉睡中醒来，处处展现出勃勃生机，做生意已成为正当的路子，万元户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几兄弟还是谨小慎微地探讨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他们心想，在城市里做不了，干工厂干不了，那我们在农村办一个农场总可以吧？
　　于是商定，利用陈育新在古家村的老屋和土地，办一个育新良种场。
　　办良种场需要钱，但是当时大家都没什么钱。去信用社贷款，信用社根本就不理他们。最后只好各自变卖家产凑钱。
　　大哥刘永言卖掉自己的手表，二哥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他的腿脚不好，此前一直用自行车代步），四弟刘永好没有手表，但妻子有一块，也卖掉了，大家一起凑了一千元钱。
　　10月1日，育新良种场正式开张，先是种蔬菜，后来见蔬菜占地太大，又改为养鸡。
　　养鸡的主要模式，是购买种蛋，孵化成小鸡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由于几兄弟都有技术、有动手能力，很快就自己研发了孵化机，建造了孵化房，成为当地技术最先进、设施最完善的养鸡场。
　　主要难题出在收种蛋和卖小鸡两个环节。
　　由于当时没有专业的种蛋市场，他们都得到农户家挨家挨户去买。所以几兄弟一有空就往农村跑，听说哪里有种蛋就跑过去收。
　　有一回，刘永好跑得太远，直到晚上10点多才往回走。天又黑又冷，但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天收到了200多个种蛋。但正当他快活地沿着田埂路往家骑的时候，突然窜出来一条黑狗，咬了他一口，自行车摔在泥里，一筐种蛋全洒了。
　　刘永好顾不得自己一身水一身泥，赶紧查看鸡蛋的情况，发现大半都已经摔烂，完好的没剩几个。他气得追着黑狗就打，追出了几百米，等黑狗跑没了身影，他无助地站在田里，哭了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刘永好人生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落泪场景之一。
　　比收蛋更难的是卖小鸡。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对农户来说，去哪里买小鸡，都是口耳相传。而对刘家兄弟来说，小鸡孵出来，就得赶紧卖出去，不然光养着都是巨大的负担。
　　刘永好的营销才能开始发挥出来，他想出了两个绝好的办法：
　　一是利用自己当老师的便利，油印了一堆门神纸，上面写着育新良种场的广告，每次下乡收鸡蛋时，挨家挨户送。农民对免费的门神非常欢迎，根本不在乎上面有没有广告。
　　二是到农民家里帮他们刷墙，在墙上写上育新良种场的标语。由于那时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泥房和土房，农民们对墙上刷涂料这种方式非常欢迎，争着请他们去家里刷，甚至还给刷墙的师傅管饭。日后遍布全国的农村墙体广告，就是从刘永好开始。
　　就这样，育新良种场的广告，不久遍布周围所有的乡村，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1983年，陈育新给单位打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开始全职投入良种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放弃公职做农民，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引起了全城轰动。陈育新是整个新津第一个办理停薪留职的公职人员。
　　1984年春，育新良种场迎来了一个超级大单：邻村一个农民一次性预定了两万只小鸡，并预付了一千元的信用社信汇单。
　　四兄弟高兴地接下了这个大单子，让对方先拿走了现有的两千只小鸡，然后到处借钱收种蛋，准备把剩余的18000只小鸡赶紧孵出来。
　　没想到，当他们到信用社取那一千块钱时，发现信汇单是假的，而跑到邻村去找人时，发现买主根本就不是他们以为的养殖大户，而只是想通过做中间商倒卖赚一笔。
　　本来倒卖也没什么，问题是这人没有任何经验，两千只小鸡在路上就闷死了一半，到家后，发生火灾又烧死了另一半，整个家已经一贫如洗。别说剩下的一万八千只小鸡他根本就无力收购，就连已经给他的两千只小鸡，钱都要不回来了。
　　四兄弟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险境之中。
　　他们欠了农民们大笔钱，换来了孵化棚中的18000只小鸡。按照正常的销售速度，这些小鸡无论如何都卖不掉，更何况当时已经进入农忙季，农民没日没夜泡在田里，根本就没有人来买鸡。
　　几兄弟愁眉苦脸地凑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由于大家都不抽烟，也不喝酒，只会一杯一杯地把水往肚子里灌。水灌了一肚子，办法却想不出一个来。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兄弟悲凉地叹息一声，说：实在不行，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又说，要不然就带着老母亲跑路逃到新疆，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当然说归说，他们谁也不会真的想走这一步，最后还是刘永言下了决心，说：出事了躲也没用，只能面对；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我们自己到城里去走家串户卖小鸡吧。
　　于是，四兄弟连夜砍毛竹、编竹框。第二天，各挑一担小鸡，就到成都去了。有的跑到农贸市场去抢摊位，有的走街串户，沿街叫卖。
　　虽然四兄弟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国家干部，但是到了此刻，谁也顾不上面子。他们甩开了嗓子，大声叫卖，厚着脸皮讨价还价。
　　这可能是几兄弟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每天早上四点多钟装上小鸡，骑40公里的土路往成都赶，卖完小鸡骑回农场，时间已是半夜。稍微眯一会儿，又是一天的重复。
　　最惨的是刘永行，他还拖着一条跛腿。一个多月的折磨，让他旧伤复发，而且再度加剧，留下了永久的损伤。
　　地狱般的一个半月过去后，小鸡终于都卖完了。他们把欠的钱还上，一盘账，还剩下了720块，四兄弟一人分了180。
　　这180块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用命换来的。
　　养鸡的噩梦经历让他们心有余悸，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养鹌鹑上面。
　　当时人们认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更高，所以一个鹌鹑蛋的售价是鸡蛋的两三倍。刘永言在北京出差时听说了鹌鹑这回事，回来就张罗着去买了50只鹌鹑和200个种蛋，最后孵化下来，总共存活了80多只，四兄弟各分了一些，在家里分头饲养。
　　分头养的主要目的是做实验，看什么样的饲养条件和饲料，会让鹌鹑活下来、长得快、产蛋量高。
　　四兄弟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们很快研究出非常好的鹌鹑饲养技术和饲料，尤其是大哥刘永言，用单位的计算机来测算各种不同饲料组合的实验数据，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
　　技术问题解决后，他们马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养殖。
　　刘永好则发挥他擅长和人打交道、擅长推销的特长，到各农贸市场、国营商场、饭店酒楼等地方去开拓市场，很快就打开了销路。后来甚至把重庆市场也拿了下来。
　　不到一年时间，育新良种场孵化的鹌鹑，超过了百万只，成为全国的鹌鹑大王。这些小鸟给四兄弟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已经远超了万元户能涵盖的范围。
　　随着四兄弟的钱包迅速鼓起，周围的邻居也都纷纷效仿，养起了鹌鹑。四兄弟没有任何藏私，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到后来，整个新津县几乎到了家家户户养鹌鹑的地步，成为了全世界的鹌鹑之都。
　　育新良种场仅靠卖鹌鹑饲料，就赚个盆满钵满。
　　1986年，育新良种场年产值已经高达40多万元。四兄弟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院子里有小桥流水，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羽毛球场，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都堪称奢华。
　　他们也引起了各级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新华社把他们作为致富的典型，写成内参报送给中央；县长、市长、省长们纷纷前来考察。
　　1986年11月，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专程来到育新良种场参观，并留下题词：
　　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由于这句题词，后来，四兄弟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就叫做：希望。
　　未完待续
　　主要参考资料：
　　【1】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
　　【2】舍得智慧讲堂刘永好，主持人胡玲、曹景行，凤凰网视频
　　【3】大道自然，改变世界第二季刘永行，主持人秦朔，第一财经视频
　　【4】我与刘永行的婚姻之路，燕子，中国企业家杂志
　　【5】李巍：走出刘永好的影子，李嵘，新西部
　　文章来源何家盐